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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远的不说，就说如今汉室。

    经过秦末汉初，那段百废待兴——非但穷困潦倒，而且短时间内还没有能力复苏的特殊时期，黄老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
    尤其是经过大半个文景之治，黄老学的特长展露无遗的同时，汉家也成功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    ——从原先，只能事事委曲求全，方方面面都只求发展、复苏的苟发育阶段，进入刘荣这一朝的发力阶段。

    发育阶段，黄老学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；

    但发力阶段，就不是黄老学所擅长的范畴了。

    或者应该说：黄老学的‘无为’之道，适合发育阶段的封建政权，而发力阶段，则需要黄老学发挥‘无所不为’的侧重。

    只可惜，经过往昔几十年的歌舞升平，黄老学几乎摒弃，或者说是遗忘了自己的其他特点，在政治方面，几乎仅剩‘黄老无为’这近乎本能的四个大字。

    至于无为，而又无所不为，已经变成了黄老之士挂在嘴边、藏在心底，却绝不会付诸实践的一句空话。

    这也使得黄老学退出历史舞台，成为了水到渠成的必然。

    在黄老学完成历史使命，即将推出历史舞台的时间节点，汉家，或者说是华夏文明，其实是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。

    前方不止一条道路，而是好几条道路供汉家，或者说是华夏文明选择。

    如先帝年间，汉家便曾在先帝极为冷静的尝试下，朝着法家‘变法图强’的道路浅尝遏止的走了几步。

    结果显而易见。

    ——在必要时，法家变法革新，确实是能让破败的王朝起死回生；

    但在非必要的时候，法家不顾必要性的强行变法，却也会破坏王朝本有的和谐稳定。

    用后世一句流传甚广的‘名言’句式来说，便是法家的道路，每每都能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于将倾。

    至于狂澜为何‘即倒’，大厦为何‘将倾’，那你别多问。

    好比春秋战国之时，原本困苦、落后的秦，在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得以壮大，早在始皇一统天下前数十年，就已经成为了天下公认的最强国。

    在经过数十年的积累，这个曾经的最强国，最终甚至强大到了一己之力，便可一扫六合的程度！

    虽然这其中，有外交、军事、文化、商贸等各方面的谋划，但秦国本身的强大实力，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。

    但正所谓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

    原本困苦羸弱的秦，因商鞅变法而得以图强；

    一统天下，威震四海的秦朝，也同样是在法家近乎偏执的变法精神下，在短短十数年内走向了灭亡。

    故而，华夏文明从秦的灭亡中得出教训：弱小，且几乎没有其他办法快速图强时，凭法家变法图强，是最优解；

    但在强大起来之后，继续留着法家，却又成了亡国之道。

    简而言之，便是越弱的时候，法家越有用；越强的时候，法家越有害。

    至于先帝做出的尝试，则是在汉家即不足够强——至少没强到可以讨伐匈奴，也不够弱——至少没汉初那么弱的微妙时间节点，来试一试法家的成色。

    即：在国家即不够强，也不太弱，介乎于强弱之间的时间节点，尝试通过法家‘扭转乾坤’的能力，来达成自身能力本不足以支撑的远大目标。

    具体而言，便是在汉家原本无力和所有宗亲诸侯为敌、与整个关东站在对立面的时间节点，试试看法家能不能起到什么奇效。

    最终得出的结果~

    怎么说呢……

    很难评。

    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，晁错一手《削藩策》，确实发挥出了法家在‘忠君奉上’方面的主观能动性，为汉家扫除尾大不掉的宗亲诸侯格局实力，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。

    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先帝最不愿意看到的‘和整个关东站在对立面’的结果，在晁错一纸《削藩策》问世之后，终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。

    若是发散思维‘遐想’一番，也不难得出一种未必准确的可能性：就算没有《削藩策》，先帝通过其他方式料理宗亲诸侯，最终结果再差，也不会比吴楚七国之乱差到哪里去。

    毕竟当时，整个关东，除了镇守关东门户的梁国，以及北方前线的燕、代之外，整个关东，几乎就找不到又一个忠于长安、忠于宗庙社稷，可以让先帝完全放心的宗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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